第一部分(第1至第3段),写屈原由见“任”而见“疏”。这部分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第1段),写屈原的身份、才识。以“王甚任之”总括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以“博”“强”“明”“娴”“图议”“接遇”“应对”点明信任的原因,也点明了下文上官大夫嫉妒的原因。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楚国的国君芈(mǐ)姓,熊氏,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邑,因以封邑为氏,所以说是“楚之同姓”。
第二层(第2段),写上官大夫嫉贤进谗和怀王信谗,屈原被怀王疏远。“王怒而疏屈平”总括屈原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个不幸。与上文的“王甚任之”形成强烈对比,这一“任”一“疏”,见出楚王反复无常,践踏人才。上有昏君,下有佞臣,楚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可想而知。
第三层(第3段),写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以及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离骚》是由怨愤产生的。“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是其外因;“穷”和“怨”是其内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穷”的具体内容。“穷”则“怨”,“怨”则“歌”,于是司马迁作出推断:“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里,把《离骚》与楚国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屈原的主观感受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写作《离骚》正是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控诉。对《离骚》内容和形式的评价结合屈原的品德修养一起进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介绍屈原的志洁行廉是其“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的思想基础。《离骚》特别突出“志洁”这个特点,以污泥、浊秽、尘埃、滋垢喻邪恶,以美人香草喻高洁的志趣。面对种种邪恶,屈原矢志如一,出污泥而不染,保持高洁的品德。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屈原的这种高尚品德可“与日月争光”。
第二部分(第4至第10段),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这部分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第4至第7段),写屈原被怀王罢黜后,怀王三次被秦所骗,最终客死于秦,突出屈原的个人遭遇与楚国命运息息相关。
第二层(第8至第10段),写顷襄王昏愦,屈原见“迁”。这一层突出屈原遭放逐后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又一次为屈原作不平之鸣。
第三部分(第11段),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这部分着重记叙了屈原与渔父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对话揭示出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者“醒”者必然是厄运。第二次对话突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宁愿葬身鱼腹,也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部分形为记叙,实为议论,以转述人物对话代议论,既评屈原之志,也抒司马迁之情,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突出屈原的观点。
第四部分(末段),写屈原死后的影响。一是屈原创造的楚辞一体,作者后继有人,但都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谏;一是屈原死后,楚为秦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