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变虫”是悲剧
蒲松龄的想象无比奇特,选“儿子变虫”这个情节,颇有现代意味。
看似荒诞离奇、偏离生活轨道的“儿子变虫”情节,实则表现了“艺术的真”,用扭曲的虚假的情节真实还原荒淫无道的统治者给底层百姓带来悲剧的史实,寄托了蒲松龄深切地“孤愤”情怀。
在父母眼里,儿子本应成龙,蒲松龄却让主人公的儿子成虫。这是实实在在的家庭+社会悲剧。
谁造成的悲剧?命运?
既然是悲剧,我们得追问:这是谁造成的悲剧?
是皇帝,还是里胥,抑或成名性格?
三者兼而有之,我们统称为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吧。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
虽说皇宫流行斗蛐蛐,但按常理,促织“非西产”,那么活在陕西的成名之类的底层百姓,根本就不可能遭受征收“蟋蟀”的苦差。可事实的残酷就在于,很多事情的发展无法按照常情常理来理解。
若说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荒淫无道,那直接原因就是华阴令“欲媚上官”。
一个“媚”字道尽官场曲折,毕飞宇解读为“奴性”,这是从思想方面来说;若从现实来说,这非常符合“生活的真”。我觉得蒲松龄在这里是“写实”的。
普通民众那么多,为何非得成名来遭受这样的苦难悲剧?
很多时候,有些事没法理性解释。命运就是眷顾了你,而你也不早不迟恰巧遇见了,这就是命和运!
成名倒霉,除赶上了宫中征促织,也遇上了华阴令、里胥这样会谄媚的狡猾官员。当然,成名的迂讷性格也起了催化作用。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