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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